核心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近代化商业、金融业、交通业、工业为主体的资本主义经济在重庆的发展，重庆社会政治开始慢慢地向近代化转化。重庆开埠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带来了重庆教育的显著变化，使之适应并服务于城市近代化的发展需要。

重庆开埠前后，近代化教育的变迁

首先是教育体制发生明显变化。开埠前，重庆的教育是封建的传统教育。清代从乾隆至光绪时期，重庆教育以官办占主要地位，府、州、县、厅各级都设立有书院，总共59所。乡镇主要开设义学，另外还有一批私塾，进行启蒙教育。随着开埠，重庆的一些有识之士，在维新运动和洋务运动的影响下，开始倡办新式学堂；与此同时，外国教会纷纷来重庆开办学校。洋务派代表人物、川东兵备道黎庶昌，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在巴县城区创办川东洋务学堂，“同时兴举者”有外国教会创办的广益男子学校和私立求精学堂。这种近代新式学堂，以传授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为主，其育人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管理模式及学制等很多方面，与书院教育大相径庭。到了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重庆奉清政府诏令，将书院一律改称学堂。这样一来，各种学堂在重庆以较快速度发展。据统计，清末重庆地区共设中学堂14所，职业学堂26所，师范学堂1所，而小学堂达1100多所。

其次，教学课程也发生明显变化。重庆书院的课程，一般是经学、史学以及对偶声律、书法等几门。其主要课程是读经讲经，以“四书”“五经”及宋代、明代理学宗师著作为主要内容，充斥着封建专制主义思想道德。史学读《二十二史》《通鉴》等。学习对偶声律是为参加科举考试写八股文、试帖诗词做准备。学习书法亦如此，科举考试很看重书法。重庆开埠以后新学建立，除了修身、读经讲经、国文等原有的“中学”课程以外，大量开设近代科学文化的“西学”课程，例如算学、物理、化学、格致（生理卫生、动物、植物）等自然学科，外国语、历史、地理等人文学科，体操、图画、乐歌等社会学科。加之清末重庆开始兴办，到民国初期得到较快发展的各类职业技术学堂，开设算学、蚕桑、工艺、体育、师范、团练、医学、商务、测绘、政法、工业、农业、领航、女子职业等各种新式实业科技课程，大大改变了过去以经学为主的教学内容。这是重庆出现近代教育的重要标志。

教育内容的上述变化，是与重庆经济社会正在产生的变化对人才的要求相适应的，换言之，即教育培养目标发生了根本变化。重庆开埠前，学院学生完全缺乏服务社会、从事实际事务的思想和能力，与重庆社会近代化的需要格格不入。而新式学校建立，开始逐步改变这种落后的育人目标；到了辛亥革命时期，蜀军政府更是在教育宗旨中提出“注重道德教育，以国家为中心”的理念。教学内容上，开设西文、西艺课，重视科学技术知识，为重庆商业、金融、交通、工业、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市政建设等各种职业，培养从事实际事务的实业、科技人才，顺应了重庆经济社会近代化的要求，不能说不是重庆教育的根本进步。

教学方法、课程安排等方面同样变化很大。重庆书院由山长(书院主要管理人员)担任主讲、负责教学。山长每月初一、十五两天在讲堂讲书，每次只讲2页书；每月其余时间，诸生在住宿的斋舍中自学，但必须严格按照山长规定的学习进度读书。逢一、六或者三、八出题作文章，题目为“四书”题、诗题各一道；诸生做完后送交山长批改，山长在三日内批阅完，然后集中诸生进行评讲。书院的教学，是传统的注人式、满堂灌。而新式学校则分班级，在班级的教室由各个学科的专任教师授课，各科课程按照学校制定的教学计划和课表进行，每节课限时上下课。每天上午、下午上课，学生下午课余有文体活动，晚上在自习室自修。教师讲课一般采用启发式，学生可以当堂提问可以讨论，有利于启迪学生的智力，培养学生的能力。

校舍也产生了变化。书院的校舍一般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讲学部分，有山长讲书的讲堂，诸生自学、住宿的斋舍；二是供祀部分，供祭祀儒家先贤的礼殿；三是藏书部分，称为藏经阁或藏书楼。新式学校一般仿照欧美设置校舍，有教室、自习室、实验室、图书室、学生寝室、教员宿舍、食堂、操场、礼堂等，各种校舍功能齐备，区分合理。

通过重庆开埠前后教育体制、教学课程、培养目标、教学方法、校舍设置的对比说明，可以看出，开埠使重庆教育打破并结束了封建旧教育体制的藩篱，开启了近代化新教育的历史进程，得到了较大较快的发展。

资料来源：广益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