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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早春的三月,尽管感觉还有一丝寒意没有褪去,但春已在不知不觉间挤进了季节的门槛,树上刚抽出的新芽娇嗔而得意地在枝头招摇。相比争相斗艳的满树红花,沙坪坝区津南村的一草一木则显得尤为低调柔和。

津南村与南开中学只有一墙之隔,它曾是学校教职工的宿舍,抗战期间张伯苓、马寅初等名流要人也都居住在此。如今,这青砖绿瓦的小平房里住着寻常百姓人家,一株株长势茂盛的迎春花紧凑地围在独家小院旁,我们径直走进了门牌号为21-1的老宅,倾听106岁的叶谦吉老人讲述他与南开的半生缘。【全文】

在这个建筑风格类似北方四合院的宅子里,各式花草盆栽摆放得错落有致,色彩搭配相得益彰,已过期颐之年的叶谦吉老人就深居简出在此70余年,不曾想过搬到别处。

谈及少年往事,叶老仍然记忆犹新,“我自幼喜爱读书,立志当老师,只因家境贫穷,小学毕业后,家里就把我送到城里的药铺当学徒。”他告诉我们,江苏无锡才是自己的出生地,祖父是晚清秀才,只不过后来家道中落,实在无法负担沉重的学杂费,幸运的是在上海海关当科长的堂兄得知他求学有恒心,便答应资助他读书,但有个要求就是必须考上苏州桃坞中学。

“我就是在这里与钱钟书相识的。当时班上英语成绩最好的5个人可以不参加期末考试,第一是钱钟书,第二是钱钟韩(钱钟书的堂弟),第三就是我,由于我们三人都是无锡人,所以放学后经常在宿舍里一起学习。”叶谦吉说。

叶老回忆道,有一次他到钱钟书的房间一起画解析几何课的图。他看到钱钟书没画好,而且把圆规的油墨弄得到处都是,便说:“这种图交上去一定不及格。我来帮你画,保证你得甲等,你帮我写中文作文。”钱钟书高兴地答应了,结果他们俩的画图都得甲等。提及这段往事,叶老脸上挂着笑,他说:“没想到一辈子唯一的‘作弊’,竟和大文豪钱钟书合盟而为。”

1933年,叶谦吉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毕业后,被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聘请为研究员,从这一刻起,他的一生便与南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叶老的叙述中,时光仿佛流转到了上世纪30年代,这位教育救国论的践行者正积极地投入到了教书育人的队伍中,心无旁骛。

1936年,叶谦吉荣获美国洛克菲勒学术基金会优秀青年教师奖学金,并且获得到美国旅行参观访问的机会。同年被保送到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系导师鲍伊尔门下攻读一年,后又转到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经济系进修。“我在哈佛大学进修的时候,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发了一份电报,希望我能回国搞科研。”叶谦吉说,与此同时,他还收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聘书,邀请他去苏联做教授,但他最终还是毅然选择回国工作。

国之兴亡,匹夫有责。在列强入侵、军阀纷乱、灾难频繁的时代里,一群热血青年积极投身到“教育救国、科学治贫”的运动中。1938年,叶谦吉从美国坐船回国,本想回到天津南开大学,殊不知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上海等地都已沦陷,在痛心与担忧中他跟随美国的轮船辗转来到香港,最后经越南从云南边境回到祖国。【全文】

在从越南到昆明的途中,叶谦吉遇到了喻传鉴的夫人和6个女儿,得知她们正前往重庆避难,“在昆明,我们才知道南开大学已经迁往重庆,南开同学会从昆明专门为她们包车前往重庆,我便搭上了这趟顺风车,主要任务是负责押运行李。”一路上,叶谦吉与喻传鉴先生的大女儿喻娴文结下情缘,并与1939年3月5日在重庆完婚。

其实,早在1934年叶谦吉就与喻传鉴先生相识。当时,叶谦吉受南开大学派遣赴成都和四川大学联系共同建立经济研究室的事情,从天津坐船到上海,再乘坐小客轮沿长江而上,他和重庆南开中学的第二任校长喻传鉴同乘一艘客轮。

在重庆上岸后,两人交谈甚欢,喻先生对叶谦吉很是欣赏,便邀约他一同前往沙坪坝参与重庆南开中学的选址工作。“南开中学这片地,以前都是山坡水凼,高低不平,施工难度可见一斑。喻传鉴先生从草创阶段开始,就守候在这里,他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所学校,我在建立西农的时候,就是受了喻先生的启发。”

说起岳父喻传鉴和妻子喻娴文,106岁的叶谦吉有些激动,他不止一次竖起大拇指感叹:“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喻先生的伟大就在于,他一生只做南开一件事,不管中途遇到多少坎坷,他始终都潜心办学。夫人喻娴文深受父亲影响,有着坚韧的性格和聪慧的学识,“她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南开大学都是第一名;她不仅懂英文,而且还懂俄语和法语,是个语言天才;她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一辈子,在她教的学生中有16个院士……”叶老谈起夫人的时候,言语里充满了赞美之辞。

叶老的儿媳妇杨模红告诉我们,这两位老人至始至终都相敬如宾,从来没为任何事情闹过别扭红过脸,省吃俭用过了一辈子,从来没忘教书育人的初心。杨女士说:“爸爸妈妈有很多机会分到更大更敞亮的房子,可是他们执意要住在南开中学里面,家人都非常理解老人,这满屋子都装着他的回忆!”【全文】

就在数月前,叶谦吉老人获得了中国生态经济学学会授予的终身成就奖,由于年事已高,行走不便,这个奖项是孙女帮他拿回来的。这辈子,老人得过很多奖,在农业经济领域属于泰斗级人物,但他在99岁的时候还在带博士生、发表论文,并声称“要工作到120岁”。

“我这人一生清贫,但学生就是我最大的财富。”从事高教工作70多年来,他的学生在各行各业都有出色的表现,最让叶老欣慰的事情是,从1984年开始,每年大年初四就会有一群学生相约出现在津南村这座老宅里,看望他们敬仰的老师,找寻专属他们的美好回忆,这一坚持就是30年。 每到那一天,这院里院外都是笑声。可是,从今年起,大家就很少聚在一起了,那些学生也都是80多岁的人了,病痛多了自然就没办法到处走,但是他们依然会跟老师打电话问好。“他们的身体还不如我硬朗呢!”叶老调侃道。

“老爷子特别乐观,心态非常好,他就这么荣辱不惊的度过了一生。”杨模红告诉我们,叶老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吃了不少苦,但是他从不跟子孙提及这段往事。年纪大了以后,他就开始摆弄这满院子的盆栽植物,松土、施肥、浇水……一到春天,老宅里花就开满了。

叶老喜欢花花草草,他说这跟所学专业有关,研究农业的人怎能离开土地?以前在西南农业大学(先西南大学)任教的时候,他经常身着粗布衣裳,手持务农工具,辛勤耕耘在学校的农场里,并思考着“森林、土地和人”这三者的关系。

古人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叶老对教书育人情有独钟,他说:“我不当官,只喜欢做老师。一位好老师,就是一个好榜样,我这辈子不抽烟、不喝酒,现在都不会打牌……一有时间我就喜欢看书钻研,这里面有乐趣。”叶老的这颗素心,有着几分扫地僧的隐匿之气,他的低调与洒脱让我们看到了大师的人格之魅力,学识之广博,讲授之精湛。【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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