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教育家纽曼对理想大学的观点是：大学教育的唯一目标是要使学生精神上成人。他认为，一个正在长个即“生理成人”的孩子(17岁左右)并不等于精神上也同步成熟，相反，他们对自己能承受什么、如何认识自己和社会、如何做出抉择还一无所知，他们大多还没有“精神成人”。

　　而大学教育是通过一种伟大而平凡的手段去实现一个伟大而平凡的目的。它旨在提高社会的益智风气，旨在修养大众身心，旨在提炼民族品位，旨在为公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旨在为公众的渴望提供固定的目标，旨在充实并约束时代的思潮，旨在便利政治权利的运用和净化私人生活中的交往。这就是纽曼强调的大学精神——博雅教育，为社会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

　　这里的“博”不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单纯的知识积累——天文地理，鸡毛蒜皮，无所不知——而是指学识的融会贯通，养成一种全局和统摄的沟通事物细部的系统能力，它涉及到“心智的扩展”。而所谓的“雅”可能是指心智的一种品位，涉及的是“心智之美”，它能赋予简单的思想一种高贵的情怀。今天的大学当然也要学习各门专业知识，但大学最重要的是要提供给学生这种使得品性得以纯化、丰盈、充沛而且舒展的人文基础。纽曼说：我们要使人性变得完美，不能消除人性，而是要为人性添加一些超越自身的东西，并指引它瞄准比自身更高的目标。

　　确实，一所好大学应当有这样一种氛围——它告诉我们，有一些问题应当被思考，尽管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没有人过问，也可能没有答案；它提供自由探索的勇气，不允许不利于或妨碍自由探索的东西存在；它给出重要与不重要之间的区别，但又鼓励对这些区别进行公开讨论。它保护传统，不是因为传统是古董，而是因为传统提供了在极高的水准上进行讨论的模式和平台。更重要的是，这里应当有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是理论生活存在的活的证明，他们的动机不应当流于低俗，虽然人们以为低俗的动机是无所不在的；他们有权威，但不应当是来自权力、金钱或家庭，而应当是来自能赢得尊敬的天赋和学识；他们相互之间、包括他们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应当使人们看到一个以真正的共同的精神追求为宗旨的团体。大学应当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的国家的神殿，是奉献给纯粹理性的，它应当在人们心中唤起崇敬之情，体验事物的神圣性。

　　无论对学生，还是对教师，大学都是学会思考、探究真理的场所，学生和教师共同在其中体会思考的乐趣，提高思考的“品位”，为此，大学必须能够与大众舆论保持一定距离。作为众多利益集团中的一个，大学必须警惕自己的利益由于人们要求它更加实用、更加适应现实、更受大众喜爱而遭到损害。这样的大学精神体现在爱因斯坦的一再告诫中：“人们应当防止向青年人鼓吹那种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匪夷所思的是，我们今天有一些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学生追求进步时，理由居然是“成绩不好就不能赚大钱娶美女”，这离理想大学的品格是多么遥远！

　　显然，办一所理想的大学关键在教师，要做一个好的大学教师需要我们作出艰苦的个人努力，特别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人们都知道，著名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也”，但今天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大学者，非大师之谓也，大楼也”，面子工程几乎就是教育的“新思路”。邓小平同志曾对外国友人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大是人多地多；另一方面中国实际上是个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所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搞建设，切切实实改善民众的衣食住行，让十几亿人安居乐业，其他什么最高、最大、最漂亮的虚名，什么第一、第二、第三的座次可以统统不理、不睬、不求、不要。有了钱先买点肉吃，强壮强壮身体，而不要急着买雪花膏，在脸上下功夫。可今天，我们许多大学有了钱却都在忙着买雪花膏，在脸上下功夫。要我说，这样的教育才真是“最短视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要真诚地呼吁，让我们正视并坚持大学教育的真正使命——启迪青年学生的求知心态，促使他们学会思考、精神成人。爱默生曾经怀着怜爱的心情恳求一切与培养年轻人有关的机构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让年轻人变得优秀”！我们在这个使命面前花了多少心血？这是我在“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所想到的。(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柳延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