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有一个大学生，应聘时写区区一百多个字的简历，将“应届毕业生”写成了“应界毕业生”；把专业“统计学”中“统”的左边旁写成了“幼”的左边旁；描述自己“性格开朗”写成了“性格开郎”，而“的、地、得”更是乱用一气。当人家一一指出这些错误时，这位大学生羞得无地自容，解释说：“平时在学校完成作业和论文基本都靠电脑打字，长时间不写字提笔就感觉有些别扭。”(4月13日《新闻晚报》)在电脑一族中，提笔忘字的现象，非常普遍，当一回“白字先生”，在所难免。

　　为什么把错别字叫作“白字”，似乎说不出个道理；究竟从何时开始，写错字、读错字的人被称作“白字先生”，似乎也没有准确的考证。但拿“白字先生”来嘲笑读书人的故事，却在历代“笑林”中占了很大的比例。这种笑话还代有新出。据说，“文革”时有个高居《人民日报》总编之职的人就常念白字，一次参加宴会，他与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排在一桌，见桌上名单，他便大声招呼对方为“夏鼎同志”。此事传出，有位作家写了首打油诗讽刺他：“夏鼎同志你可好?夏鼐听了吓一跳。偷我头上一个乃，还来同我打交道!”这成为“文革”大革文化之命的笑话。

　　要是知道“鼐”字的意思是大鼎，就该知道“乃”是这个字的声符。当然，汉字怎么念，不能光看声符，像这个声符为“乃”的“鼐”字，不念“乃”的第三声，却念第四声。要是懂得这个道理，就不要乱念，更不要大声瞎念。谦逊一点，当面请教；矜持一点，单称一个“夏”字：何止于贻笑大方呢？其实，文革过去30年了，“白字先生”还是常能遇到。且不说官场上常能听到把“推荐”念成“推存”，把“参差”念成“参加”加“差错”的；就算解读古代经典的于丹，也把“狡黠”念成了“狡洁”；红极一时号称国学大师的翟鸿燊，一边口口声声说没几个人能读懂《道德经》，可他就在讲《道德经》时，字正腔圆地把“使民重死而不远徙”，念成了“使民重死而不远徒”，意思明明是说“不往远处走”，可他就把这个表示“走”的“徙”念成了“徒”。此外呢，更不用说还有前鼻音、后鼻音，第二声、第三声的问题，还有不知“尴”与“尬”是“尢”字旁，不知“考”与“巧”是同一声符的。可见，要不做白字先生，其实很难。

　　做不做白字先生，关键在中小学。识字教育不仅要让学生认识几千个常用字，而且，要让学生懂一点汉字的认读常识，更要培养良好的认读习惯，还不妨多讲几个“白字先生”的故事，让学生从小对汉字产生一点敬畏之心。这就要求老师懂一点“六书”，看一看《说文解字》，能写几个篆字，能把中国的字讲活。譬如“的”、“得”、“地”乱用的问题，根本就是中小学教育的事，跟电脑毫无关系。外语教育空前重视，母语教育却面临着边缘化的危险。打一场汉字的保卫战，真正的前线在中小学。(慕毅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