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教授在两会期间提议，应该向国外大学学习，允许大学招收部分“高价生”以解决大学债务。(3月11日《长江商报》)

　　不少议论认为，允许招收“高价生”的建议本身无可厚非，既可以获得更多的办学资源，也不会影响整体的办学质量，但如果是出于解决大学债务这一经济目的而招收高价生，则必然导致一系列只认钱不认办学质量的问题。

　　类似言论，其实早在上个世纪末大学实行缴费上学时就出现了。那时整个社会教育产业化的舆论相当盛行，主要的观点是，大学可以拿出5%左右的名额，招收高价学生，甚至采用明码标价，比如低于录取分数线一分就多交一些钱等等办法。这样，如果一个学校招生名额为3000人，便可以拿出150个名额“出售”，所得少则数百万元，多则上千万元，可能比其他2850人交来的总学费数额还高，这笔“办学资源”，既可以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待遇，还可以解决贫困生的上学问题。同时，由于这150人只是学生中的少数，对整体办学质量影响不大。

　　然而，这样的“好办法”为何没有得以实施呢？因为大家发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办学环境下，招收“高价生”，可能会出现国外高校所没有碰到过的麻烦。

　　其一，国内对考生具备吸引力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多属公办性质，而公办高校招收“高价生”，毫无疑问会面临社会舆论关于教育公平的指责———即便“高价生”招生数严格控制在5%之内，公众仍可能难以接受“有钱的人可以低分进好大学”的事实。这与国外私立高校招收“高价生”有本质的不同。

　　其二，国内高校的招生，受行政管理因素的影响，极不透明，“高价生”和“平价生”双轨制的存在，有可能给有权势者送上某种变通的空间，甚至可以让自己的孩子以低分进入大学，同时不必缴纳高价的学费。类似情形在各种双轨制中已经屡屡发生。如果高校的管理不走向民主与透明，那么“高价生”就可能为更多的教育腐败提供温床。

　　其三，一直以来，国内重点高校对学生的培养、管理，实行“严进宽出”模式，淘汰率很低。这与国外很多高校实行的“宽进严出”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在“宽进严出”的模式下，“高价生”如果达不到学校的培养要求，照样无法拿到学校的学历、学位。而且，在整个社会的“学历情结”影响下，学校很难做到淘汰一个出了几十万元学费的“高价学生”，而“高价学生”也肯定会对学校的淘汰纠缠不止。显然，收了高额学费之后对培养质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能是学校唯一的选择，这必然以牺牲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品牌为代价，从而也让“高价生”政策难以为继。

　　可见，实行“高价生”政策，必须具备三大前提条件———高等教育充分竞争、高校内部民主管理、人才评价体系健全。当下高等教育资源的高度垄断、高校的行政化管理以及学历社会的大环境，使得学者、专家的“高价生”建议，只能停留在“纸上谈兵”阶段。此次在高校还贷压力之下的建议，不过是旧事重提。

　　打破我国教育资源高度垄断的格局、改革高校的内部管理、建立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评价体系，是事关我国教育发展的三个十分重要的方面。近年来，很多教育改革措施之所以无法推行，或者即便推行也会以“变调”收场，其根源便在于，高等教育没有建立市场竞争机制，大学失去了关注教育质量的迫切压力和改革内部管理的主动要求，往往是“靠山吃山”，把手中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工具化，这无益于高等教育的自身发展。(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