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解放日报》载，据上海市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公布的一份中小学生公共伦理素质调查报告显示，在公共关怀上，高中生素质不如小学生。对于“在公共汽车上是否该向老弱病残者让座”问题，有近1/3高中生表示“说不清”，近1/6高中生碰到老弱病残者可稳稳就座，而七成以上小学生表示认同。
结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一些细节，可以认为上海市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得出的调查结论基本合乎事实。可这些公共伦理素质不如小学生的高中生曾经也是小学生，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出现道德退化的“返祖”现象呢？
首先，相对于高中生，小学生虽然对“善”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更高的认同，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认同是不稳定的，也就是说并没有被小学生内化为自身立身处事的行为准则，而是在种种外力的作用下生发出来的———在我国这种重视道德教条灌输的社会与教育语境里，尤其如此。如果我们把道德理解成对内在的“良知”或行为准则的顺应的话，那么，这种尚未被内化的行为准则其实仅仅停留在“道德教条”的层面。
其次，与高中生相比，小学生往往更“听话”，他们更容易相信成人们告诉他们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渐渐地对成人们灌输给他们的那些道德教条发生怀疑，因为他们发现成人们告诉他们的是一套，而自己实际上做的又是另一套，甚至“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在这种社会环境里，他们很难继续坚持并践行成人们以前告诉他们的道德准则，大部分人将逐渐被成人们的虚伪和自私所同化，或者对什么是“善”产生出难以摆脱的迷茫和困惑。
荀子曰，“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要想利他的善行成为一个社会有效的行为准则，这个社会必须有培育利他行为健康地生长的土壤，即应该有一套稳定的对利他行为进行奖励，而对损害他人的自利行为进行惩罚的长效机制，使利他的善行比损人的利己行为更划算———这种长效机制说到底仍然建基于人趋利避害的本性，而非对善行的企望上。反之，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善的行为往往得到的是实际上的惩罚，而恶的行为却得到了实际上的奖励，就会产生普遍的道德败坏。
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儿童及青少年公共伦理素质的培养若不先从社会环境与制度环境自身的改造着手，恐怕我们的社会永远都摆脱不了七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魔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