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经济观察报》指出，大学问题破坏了改革共识。4月6日，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在《联合早报》刊文认为，近年来，中国大学官本位、行政化、官僚化等特征更加显著，陷入“不可容忍，冲突不可避免”的窘境。郑永年在分析教育体制官僚化时，着重分析了两个错位，即“教员与行政的错位”、“教员与学生的错位”，认为症结在于“教育以权力为本，以经济利益为本”。纵观近30年的高等教育改革，特别是与1985年确定的改革初衷之一———“打破官本位”相对照，可以说，当前大学改革已陷入徘徊困局。笔者认为，大学问题恰恰是当代中国改革逻辑的一个产物，若要突围改革困局、真正地改革大学，首先要反思现有改革逻辑中的“共识”。

　　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承担着多种功能，大学同时具有政治组织、行政组织、教育组织、学术组织、经济组织、文化组织等多重属性，必须同时实现多种目标。作为一种组织，属性多重、目标多种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其主导战略或目标是否符合该组织的本质属性，并且是否为组织成员以及全社会所认同。

　　问题在于，现有高等教育体制格局必然导致大学官僚化，现有改革也不能实现人们对大学改革所期待的目标。这是因为，一方面，大学首先作为政治和行政组织，要实现对大学的管理目标，管理者必须掌握资源分配权，所以，大学制度“自上而下”地建立、形成了几套制度体系，“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大学领导体制———行政后勤管理体制———教师管理体制”这一层级分明的制度体系即是其中之一。这一制度体系运行的后果，就是大学必然以权力为本位———学校要从政府那里争“级别”，以获得更多资源，学校行政人员因争取到资源，因而掌握了校内资源的分配权，当然地居主导地位。哪个学校如果呈现出相反情况，那才是“怪胎”。

　　另一方面，这一格局下的任何改革要成功都是困难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改革，既借鉴了经济改革的成果思路，进行了“增量改革”、“分权改革”等尝试，也参照了企业改革的经验，如从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入手予以推动，但都不成功。比如，时至今日，民办高校、私立高校仍然发育不良，与经济领域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不能相提并论，根本担当不起与国立大学竞争并刺激其发展的重任；而赋予高校更多经济自主权，但缺乏配套改革的“分权改革”，却成为当前高校诸多病症(扩张“量”的失控、大学陷入经济利益的角斗场、腐败案件频发、财政濒临破产边缘……)的原因；北大改革方案起草者张维迎教授2004年曾经呼吁过的“通过大学改革，推动政府对大学管制的改革”，甚至都没有得到回应。

　　在改革进入中期，各项改革都可能面临改革徘徊困局。困局的表现之一，就是某一低层次或领域的改革受到高层次或其他领域的制度牵制，欲进不能，形成回旋往复，改革难以突破并取得最后成功。大学改革，仅有增量改革、经济分权、人事制度改革，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大学领导体制、行政后勤制度等不进行相应调整，极可能成为改革的阻碍力量，导致现在的有限改革无法发挥作用，最终使得改革目标无法实现。

　　中国大学改革的特殊性还在于，如何对待大学的政治属性。经济改革、企业改革的成功，一个根本前提，是承认公有制以外的所有制形式在初级阶段的合理性、合法性，不再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必须承认，任何国家的大学，都不可能完全去政治化，但大学也不能忽视教育、学术、文化等组织属性，也不能不以人才培养、知识创新、文化传承等作为其主导性战略或目标。否则，社会要大学做什么？

　　我们尊重历史，但不能不为将来负责。大学改革突破徘徊困局，应该在更高层次的制度中寻找突破口。而这终将意味着必须对一些观念或价值进行审慎的反思，并谋求在新的价值或观念上达成广泛共识。当务之急，是大学管理者应重新思考并确立新的大学宗旨、理念、目标，对大学的功能结构、目标结构进行调整，回归大学教育、学术、文化等组织的属性，这是需要胸怀和勇气的。改革徘徊还算不上改革中期的最大危险，最大危险是在观念或价值上徘徊不前，陷进“善善而不能行，恶恶而不能去”的泥沼。

　　(王礼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