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听“推门课”的习惯。一位曾经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副校长，他每个学期听的“推门课”多达一百多节，他热衷于听“推门课”的主要原因是尝到了甜头：几乎每一个青年教师对他的这种听课方式既害怕又欢迎。害怕的原因非常简单，如果被他听到了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的课，肯定会遭到严厉批评。有的时候，他会叫停老师的上课，自己走上讲台亲自讲课。欢迎的理由也很简单，被这位资深的老校长夸奖是崇高的奖赏。有一位曾经被称为“全校最差”的一位青年教师，在一个学期的时间里，被这位老校长“盯”了近20节课。开始的时候，这位青年教师看到老校长来听课，紧张得话也讲不通顺。后来，只要几天没有看到老校长，就会问：“为什么最近不来听课？”如今，这位青年教师已经成为我们学校的教学骨干和管理骨干。
受这些前辈的影响，我在不知不觉中也养成了同样的习惯。正常情况下，在我每年听的两百多节课中，除了一些公开课和研究课外，几乎都是“推门课”。1995年至2002年七年多时间里，我亲自上一个班级的数学课。我在教师大会上公开承诺：“因为我喜欢听推门课，同样也欢迎同行这样做。”这种承诺得到全体教师的支持。很多时候，我还没有走进教室，就有一些教师坐在教室后面了，他们只是用微笑表示礼貌。由于受学校传统文化的影响，我校的老师对学校领导用听“推门课”的方式实施教学管理，几乎没有一点反感，这可能就是现在有些校长所说的“湖塘桥实验小学有着它特有的文化”吧。
为了打造过硬的课堂，我从2001年起启动了一种新的听“推门课”的方式。譬如，我从所管辖的湖塘桥实验小学和星辰实验学校两所学校中的其中一所，抽调一批骨干教师，与另一所学校的教学骨干组成若干个小组，进入一所学校教师的课堂听“推门课”。为了不泄露信息，这样的活动都是每天早晨才召集教师。这样的听课方式对于每一个教师来讲都是“公平”的，与学校领导听的“推门课”不同在于，这种听课的结论，要与教师的年终分配直接挂钩。而且规定，一次听课的结论，在没有新的结论替代的情况下，可以用一年时间。
不同观点：“推门课”是否侵犯了人权
私下里与一些校长讨论“推门课”的话题，听到许多不同的议论。
议论一：“好是好，但是学不了。”一位年轻的校长曾经是我们学校的中层干部，长期以来受到我们学校的管理熏陶。她说：“我在实验小学的时候，丝毫没有感觉到这种听课方式的不好。有的时候，学校领导一段时间不来听课，就会有一种失落感。”她现在所在的学校前段时间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学校进行历练，但遭到了教师的强烈反对。她说：“我不得不面对现实，要考虑放弃这样一种方式。”
议论二：“学校的文化不同，可行性大相径庭。”一位比较年轻的校长直言不讳地说，“我不敢相信我们学校能实施这样的强硬管理。”他具体讲述了自己的苦衷：“如果得罪了教师，校长怎么能通过教师对校长的民主测评？”这种观点的背景是上级有关方面推行了一种学校民主管理的方式，每到年终的时候，全体教师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测评”学校领导的威信。如果校长在教师的敏感问题上一意孤行，得到的结果的确是会非常尴尬的。
议论三：“农村教师不稳定，还是稳妥一点比较好。”一位年过五十的校长表达了农村学校校长的苦衷，“一方面教师数量过剩，青年教师得不到有效的补充；另一方面骨干教师想方设法到城市或城区工作。”他们学校与教师有个不成规矩的约定：要评学科带头人等方面的专业荣誉，必须承诺在十年内为学校服务。在这样的背景下，管理上只能是“稳定压倒一切”，无论如何不敢在管理上大动干戈。
议论四：“教师工作这么辛苦，何苦与他们过不去。”这位校长感言，在偏远的乡村学校，教师的收入虽然还算稳定，但能在岗位上尽到自己起码的责任就非常不错了，有必要把他们人弄得那么苦吗？他认为，教师比起有些部门来说已经够尽责了，什么样的收入就有什么样的管理，收入高的学校对教师管理应该严格些，收入一般的学校就稍微马虎一些。因此，实施管理应该因校而异。
在教育部举办的校长培训期间，一位在全国颇有知名度的学者在讲课时表达了明确的观点：“推门课严重侵犯人权！至少有不尊重教师的嫌疑。”
是非曲直：要靠实践去检验
过去，我们在教学管理中有着许多的无奈，集体备课的低效就是其中之一。任何一个学校管理者，都会懂得集体备课对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作用。但是，规定每周一次的集体备课往往流于形式。在听“推门课”的起始阶段，我们经常遇到教师没有备课就进入教室上课，尤其是小学的低年级段，没有备课就上课的情况绝对不是偶然的。在星期一，出现没有备课就上课的情况比平时的几率要高得多，主要原因是教师在休息日活动过度疲劳影响了正常的工作。一些教师在上公开课时，总是全力以赴，事实上也上得非常有效，但平时的课堂就大相径庭。这些教学管理的困惑为什么长期存在？可能是我们没有找到管理的关键点。而听“推门课”后，我校曾经对课堂评价做过统计，平均课堂优秀率达到75%以上。应该说，“推门课”在我校是有一定效果的。
因校制宜、因人制宜是需要有管理智慧的，我非常理解那些校长们的苦衷。我到过一些贫困山区的学校，简陋的校舍，几乎没有什么教学设施，教师收入的水平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学校里，坚守岗位本身就是一种奉献。因此，采用的管理措施也就可能稍微平和一些。对于一些知名度很高的品牌学校，如果要始终保持较好的社会声誉，势必需要学校内部有较高的运行水平，采取一些比较强烈的措施也就在所难免。如果薄弱学校在教师管理上需要的是教师队伍的稳定，而一些品牌学校，在教师管理上可能更需要的是教师内部的竞争机制的作用。
有的校长把能不能实施听“推门课”制度说成是一所学校的文化，这其实也有点牵强。一所学校的文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如果一直坚持这样做，时间长了，就可能形成一种习惯，形成一种共同价值观，也就会形成一种文化。反之，如果放弃这种做法，也就永远不会形成共同价值观。至于少数教师在一项制度实施的起始阶段有些想法，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坚持了一段时间就逐步适应了。在任何一所学校，绝大部分优秀教师并不需要非常严格的“他律”，他们始终坚持着非常认真积极的工作态度，但是，学校肯定还会有一些需要“他律”的教师，这些教师需要一种制度或者叫做“机制”的东西去鞭策。
毋庸讳言，在面广量大的中小学，敷衍了事的课堂教学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有些学校的情况可能还比较严重。在“一切为了学生”理念的指引下，我们的确需要研究一种机制来促进教师尽可能把每一堂课都上好。事实上，我们在实施“推门课”制度的时候，也是坚持因人而异的原则的。我们召集许多教学骨干参与听“推门课”，就是基于对他们的充分信任和尊重，而对一些教学不是很认真的教师，检查的频率可能会高一些。因此，评价一种管理制度是否有效、是否可行，最终还要靠管理实践去检验。(江苏庞荣瑞)
